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不久就占领了上海。当年我事先是曾命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日军派来一个所谓“军方的悬线清算员”——现实上他是个水师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资产。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当年要么就和他们相助，曾命要么就只能是悬线死路一条。
　　我开始遵命行事，当年因为我别无他法。曾命不过有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悬线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当年清单上，因为这笔钱用于我们的曾命香港公司，跟上海公司的悬线资产无关，不过，当年我依然怕万一日本人发现此事，曾命我的悬线处境会非常不利。
　　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发现时我不在办公室，我的会计主任在场，他通知我说，那个日本水师上将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欺侮了“日本皇军”。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会被他们抓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有些朋友在那里被审讯了十天，受尽酷刑，惨死在那个地方。现在我自己也要进宪兵队了。
　　星期天下午听到这个新闻后，我非常镇静。多年来，每当我担忧的时候，总坐在打字机前，打下两个问题及其答案。两个问题是：
　　一、我担忧的是什么？
　　二、我要怎么办？
　　已往我都不把答案写下来，只在心里琢磨。之后我发现同时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使思路更加清楚。所以，在那个星期天下午，我直接回到住处，取出我的打字机，打下：
　　一、我担忧的是什么？
　　我怕明天早上会被关进宪兵队里。
　　二、我要怎么办呢？
　　我花了几个小时想着这个问题，写下了四种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后果。
　　1．我可以去向日本水师上将注释。可是他“不懂英文”，如果找个翻译来跟他注释，会使他更加恼火，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我可以逃走。这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一向在监督我，如果打算逃走的话，很可能被他们抓住而枪毙掉。
　　3．我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不再去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那个水师上将很可能会起疑心，也许会派兵来抓我，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就把我关进宪兵队了。
　　4．星期一早上，我照常上班。那个水师上将可能正在忙着，忘掉了那件事。纵然他还记得，也可能已经岑寂下来，不再找麻烦事。纵然他来吵，我仍然另有个机会注释。
　　我前思后想，决定采取第四个办法——像平常一样星期一早上去上班。然后，我松了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时，那个日本水师上将就坐在那儿，叼了一根香烟，像平常一样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六个星期后他被调回东京，我的忧虑就此告终。
　　这完全归功于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坐下来写出各种不同的状况及厥后果，然后镇静地做出决定。如果我事先迟疑不决、心乱如麻，就会在紧要关头走错一步。仅是满面惊慌和愁容就可能引起那个日本水师上将的疑心，促使他采取行动。
　　采取以下四个步骤，就能消弭我百分之九十的忧虑：
　　一、清楚地写下我所担忧的是什么。
　　二、写下我可以怎么办。
　　三、决定要怎么办。
　　四、马上就照决定去做。
　　其实，就那么简朴。只要去做，就没有什么可焦虑的。